在自由党执政的前三个任期内，其对犯罪采取了鲁莽的软弱政策，导致加拿大人的安全感下降，犯罪分子更加肆无忌惮，我们的街道也更加不安全。最新的 警方报告的2024年犯罪统计数据 证实了加拿大人早已知晓的事实：在自由党的统治下，犯罪有利可图，而加拿大人却要为此付出代价。 自2015年以来，枪支犯罪率飙升了130%。卡尼非但没有打击犯罪分子，反而变本加厉地沿用自由党失败的策略，将矛头指向守法的枪支拥有者。 尽管卡尼的公共安全部长 对加拿大现行的枪支法规基本一无所知，纳税人却要为这场失败的枪支管制行动买单，耗资数千万加元。 未能有效打击犯罪分子是暴力犯罪率上升近55%的原因，其中凶杀案数量上升超过29%，性侵犯案件数量上升近76%。尽管犯罪率迅速攀升，但自由党公共安全部长仍拒绝 承诺 废除导致这一现象的宽松犯罪法案——C-5法案和C-75法案。 加拿大人持续遭受诈骗侵害，自2014年以来，诈骗案件激增94%。仅敲诈勒索一项，在自由党执政期间就飙升了330%。然而，他们却拒绝保护日益增多的受害者，并投票反对保守党提出的C-381法案，该法案旨在加大对敲诈勒索者的处罚力度。 这些数据证实了加拿大人在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自卡尼四月份当选以来，一系列备受瞩目的案件描绘了一幅严峻的图景，展现了在自由党鲁莽政策下，加拿大已经变得多么危险。 上个月，我们得知一名30岁的男子因试图用现金嫖娼一名15岁少女而被捕。尽管罪行昭然若揭，他却只被 判处 三个月的居家监禁，并被有条件释放——仅仅因为这会使他的入籍申请延迟四年。 这并非近期唯一一起轻判案例。今年五月，一名卑诗省男子承认持有和传播儿童色情制品，被判处18个月居家服刑。法官的判决理由令人震惊， 他称 这名54岁男子的儿童色情制品收藏“数量不多”，尽管他曾与一名15岁少年有过联系。 与此同时，家庭暴力中女性受害者的比例不断上升，从2023年的32%增至去年的42%。本月初，一名基洛纳男子在 因勒颈和威胁他人而等待判刑期间，仅三个小时后便被控 犯下令人发指的二级谋杀罪，受害者是他的前妻。…
鸣飞律师 最近网络上热议的“美国斩杀线”概念，构建了一种极具张力的赛博朋克图景——美国的社会系统中存在着一条不可见的红线，一旦个体的收入跌破某个阈值，就会被系统判定为“失败品”，直接从体面的中产阶级坠入无法自食其力的深渊——就像游戏中的图景，一旦角色血量低于某个值，就可以一击而杀之，该值称为“斩杀线”。 这种论调之所以能引发广泛共鸣，本质上是因为它精准地迎合了当下人们对于阶层跌落的焦虑情绪，通过对复杂社会事实的极端简化，制造出一种令人畏惧的异域景观。然而，现实世界的运行逻辑远比这种线性的“红线论”要复杂且充满韧性，真实的生活中并不存在一条泾渭分明的斩杀线，并没有那种落入红线以下就万劫不复的机械设定，决定一个人是否会被生活“斩杀”的根本，在于他是否具备根据收入波动重组生活成本的能力，即维持一种动态的收支均衡。 我们常听到的那个硅谷程序员案例，年薪45万美元的中产精英，一旦遭遇失业或重病，高昂的贷款、医疗费和生活成本瞬间将其击垮，成为流浪汉。但在真实的生存博弈中，如果这名程序员面临失业后，理性地选择及时剥离不良资产，迅速卖掉那栋难以负担的房子，甚至在资不抵债时果断申请个人破产呢？只要他并没有丧失劳动能力，依然可以通过从事更基础的工作来换取生存资源，他或许会经历剧烈的阶层降级，失去豪宅和光环，但他依然拥有自食其力的物理空间，不会仅仅因为一次财务危机就被社会彻底抹杀。所谓的斩杀线，斩掉的往往不是人的生存权，而是人们不愿面对阶层跌落的体面与傲慢。 这种关于生存底线的讨论，自然延伸到了对中美两国生活“退路”的比较，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社会更具包容性，因为中国人有退路，大不了回到农村，去过低成本的生活。这种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是中国人深植于骨髓的实用主义哲学，我们所谓的“退路”，建立在个体愿意为了生存而极度压缩生活成本、甚至牺牲生活质量的基础之上，城市的房子没了就租房，大城市的容身之处没了就去小地方，这种极具弹性的生活态度构成了我们感知中的安全网。 然而，若我们将目光穿透表面的生活方式，深入到制度设计的肌理，会发现一个与大众直觉存在错位的法律事实：从制度的兜底性而言，中国在某些层面其实面临着更严峻的刚性约束。最核心的差异在于个人破产制度的缺位，在美国，个人破产法作为一种社会安全阀，允许诚实的债务人在资不抵债时通过法律程序免除大部分债务，获得重生的机会，这在制度上为债务人保留了一条法定的“生门”。反观中国，除了少数试点地区，大部分地方尚未建立完善的个人破产制度，这意味着一旦房产因断供被拍卖，若拍卖款不足以覆盖银行贷款，剩余的债务部分依然需要个人承担无限责任。从法理上讲，这种债务具有终身追偿的属性，这种制度设计的严酷性，在逻辑上其实更接近所谓的“斩杀”。 既然制度如此严苛，为何我们在中国的生活经验中很少感受到那种被逼入绝境的“斩杀感”？这恰恰是因为中国社会的运行逻辑中，存在着一种独特的操作层面的折衷主义。尽管法律规定了无限责任，但在实际执行环节，债权人和执法机构都深谙“把人逼死并不能解决债务问题”的道理，因此在中国的社会生态中，充满了协商、挂账、暂缓执行的模糊地带。这种人情与维稳思维交织的缓冲机制，柔化了制度的棱角，使得债权人几乎不可能将债务人真正逼到活不下去的地步。 相比之下，美国虽然有个人破产制度作为制度上的出口，但其社会运行遵循着严格的程序正义，一旦债务人出于观念或其他原因没有选择破产这条路，或者一旦进入执行程序，美国的法律执行机器就会像精密的齿轮一样冷酷转动。警察和银行会严格照章办事，收房、驱逐、信用清零，整个过程不讲情面，不留余地。正是这种缺乏弹性的、严格执行的程序正义，给了旁观者一种类似于游戏中“斩杀线”的观感——触发条件，立即执行，绝无通融。 所以，所谓的“美国斩杀线”，实际上是一种视觉误差，它将美国严格的程序执行误读为了生存的终结，同时又忽略了美国制度设计中存在的救济通道；而我们之所以感到安全，并非因为不存在红线，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赋予了我们极强的生存弹性，同时我们的社会在执行层面赋予了规则一定的模糊度。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力量能真正将一个愿意调整姿态、愿意放下身段的人“斩杀”，真正的危机从来不源于外部的红线，而源于内部对旧有生活方式的执念，只要打破这种执念，无论是通过法律的破产重整，还是通过生活方式的降级重组，生活总能像水一样找到继续流动的方向。
中华通讯社记者荣、方正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