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中华通讯社记者荣、方正宏 1977年，在197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实行不讲究家庭出身的大学入学考试，通过录取分数线的考生择优录取。这样的大学招生政策是中共建政以后第一次实施。以前，大学招生政策偏重工农干部子弟，资本家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受到限制。中共规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如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道德败坏分子，和右派知识分子，简称 “地富反坏右” 等五类分子。他们的子女都不准许报考大学的。
1977年，中国大陆开始实施“有教无类”的大学教育。然而，由于1966年开始的十年全国无序，大中小所有学校都停顿了教育，恢复大学入学考试录取学生的制度，使得1977年的高考盛况，史无前例。数百万的考生，年龄跨距有十年之大，掌握知识的水平难以划分，难以衡量。这远远看去，就是像是一座人肉堆立起来的金字塔。据统计资料显示，全国报考人数有570万，计划录取20万，实际录取人数达到27.3万。相当于100名考生中只有将近5名考生会录取，录取比例4.8%。
1977年录取的大学生称作七七级大学生。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第一届通过考试，凭考试分数录取的大学生。其实，自从中共建政以来，不考虑考生家庭背景而录取学生， 这是第一次。
本文《七七级7班》讲的就是安徽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七七级7班。七七级第7班的编列可以带出一个故事来。因为全国普遍招生过程中发现有相当数量的考生由于年龄过大过小，以及囿于一些特案，尽管考分远超过录取线很高，却未被录取。於是，国务院主管部门出台政策，鼓励各所高等院校充分动员潜在资源，在这批高分考生中扩大招生，可以是住宿生，也可以是走读生。他们与先前录取的大学生一视同仁，不分彼此。
七七级7班就是这么通过扩招被安徽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招进来的。我是其中一员，来自安徽煤矿，有五年半的工龄，带薪上学。我原是在淮北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1972年进煤矿下井挖煤五年半。全班唯有我领着工资上学。
有同学来自农村，且是有家室的爸爸，且是有三个孩子的妈妈；有同学来自高军阶的军人家庭；有同学城市知青出身，来自乡镇企业基层。年龄更是参次不齐，最大年龄的出生在1946年，我出生在1948年；最小年龄的出生在1959年。有的是老三届高初中学生，有的是在社会无序的环境里自学成才。
我们班跟其他六个班级站在一起，看起来真的有点不伦不类，老少混杂，倒像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尤其是安徽大学校长的千金，年龄大一些，在班上有老大姐的风范，若一晃神，看她站在1959年出生的女同学身边，说是奶奶真有几分仿真度。但是，别小瞧七七级7班。
从一帧相片说起
我至今保存着一帧全班合影。那是莫砺锋同学赴南京大学报到，读研究生上学前的班级合影，在合肥一家照相馆摄于1979年9月。
几十年过去了。已有同学驾鹤西逝。“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的必要了。”是时候了。
从第一排左端讲起：王绍灵。 我曾经与他同桌，来自安徽宿州；就是那位出生在1946年的学生，好感慨“范进中举”啊。好在他把持得住，没有兴奋过度，没有痰塞而一口气回不过来，却笑眯眯来上学。他笑眯眯对待周围同学。偷偷说一声，我发现他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家庭。在文革前，在文革中，他自己和父母手足都如同生活在印度种姓制社会里，是那种被不肖一顾的，不能得到平等对待的人群。现在，他应该退休了，从淮北煤炭师范大学的外语系退休下来吧。
我挨着他，跳过，先不说。请允许在后面专门说一说。
罗以康，我们一年级的精读课老师。我们班级都因为他而抬头扬眉。他是安徽人民广播电台空中英语讲座的老师。他的声音在空气中激荡。
莫砺锋，在C位，他是这帧照片的主角。七七级7班是他卧龙之池，从此不再与雀鼠一穴。
黄晓明，七七级的指导员老师，是担负政治思想工作的老师。我被选择为系学生会主席后，与黄老师有一些工作互动，他曾经直接征询我是否愿意进入“第三梯队”。我回答，我重视自己四年的辛苦学习，不愿意放弃这些努力铸成的专业知识。他听过后，也不问为什么，就说想清楚毕业去向后，告诉他。补一句，这件事到此为止。意思就是不要讲开去。
是的，没有讲开来。多少年过去了，就在这里正式讲一次。对不起，黄老师。从毕业后分配到蚌埠的安徽财贸学院，我多次听说黄老师关心我毕业分配的感受。当初，我很安心地接受了分配。我到多伦多以后，黄老师与安大的老师们来过。我们见过一次。当时，有一份真心，却没有一份实力，没有认真款待。希望还有机会，请黄老师大嚼龙虾和帝王蟹。
黄明桢，来自淮南舒城的中学老师。他就是爸爸学生，在班里关心人，也是笑眯眯的。他和王绍灵与莫砺锋经常在一起聊谈。我们有一张四人合照相片。他，王绍灵和莫砺锋在安大校门前送别我。那是我在一次返沪省亲假期中赶到安大聚会后离开时送别留念。最近从他那里得到老大姐人物孙立群离世的消息。那次聚会还正是孙立群促成的，可惜伊人已乘黄鹤去。
这里是第二排，还是从左开始。张殿明，从六班调配过来的，是插队安徽农村的上海知青，低调，常见她低头窃窃私语，若轮到她非得在人前讲话时，脸色泛红，肤色黑一点，但是也被觉察。
刘淑娟，从六班调配过来的，是插队安徽农村的上海知青，会笑，大眼睛灵活转动。她争强，希望被注意。我和她以及二班的蒋祖康毕业分配到安徽财贸学院，现在改称安徽财贸大学。
我们分配到安徽财贸学院基础部外语教研室。这个教研室有英语组，日语组，法语组；还配备一个语音教室。这个教研室有留洋老教授，有老三届大学生毕业分配进来的中年老师，还有工农兵大学生出身的青年教师。当院领导基础部领导看到有我们三位七七级毕业生来到，就决心改进外语教研室领导，选拔蒋祖康来领导这个教研室。他犹豫，结果拉我一起下场。
其实，刘淑娟可以充任这个搭配，资质都够。但是她没有被启用。听说刘淑娟后来在上海浦东的环境里确有一番作为，足够证明我当年眼光。那是一段历史。现在三人都不在那里了。
刘鸿英，来自淮北市的干部子女，那时是中学教师吧。我们有些渊源。那天，我在淮北市火车站搭车去合肥报到时，居然在站台上遇到她，我们一同去学校报到的。到了合肥后，还在她大哥家里过了一夜。第二天，在路上雇了一辆板车拖了行李去报到。毕业后，刘鸿英同学没法留在合肥。他爸当年是合肥总工会的主要干部，遭遇冷处理，分派到淮北市的工会系统工作。毕业后过几年，她远嫁美国，还谋了一个博士学位。后来，回国，在大学任教吧。
孙立群，王明桢说起了她已不在。听起来，她是我们这群人里先行者。她女儿曾经在蒙多特利尔留学，她去探访，也来过多伦多，访问过我家。2022年6月份，她再去蒙特利尔探访女儿。她同我在微信上有联络，说是否能够在多伦多转机时见一面。终究没有实现。
杨小澍，7班两位1959年出生的女同学之一。记得在四年里，她一直和于兰祖同座，而且坐在第一排。我们学语言的都是15-16人一个小班，精读课的上课方式同中小学的一样。她家住在合肥，妈妈在合肥工业大学上班。我们全班同学曾被邀请在她家里度过一个星期天晚上。我记住这一次全班活动，因为这次活动让我回避了一场尴尬局面。
78级的同学跟学校员工的孩子有一场冲突，有同学受伤，住进学校的病房。知情的同学寻找学生会干部出面讲事，甚至要求组织学生上街请愿。78级的一位系学生会副主席要找到我去带队。可是，他们找不到我。最后，78级的指导员老师将他们劝说住了。
第二天，校团委书记张长江找到我，要我提供资讯，了解参与同学的姓名。我将他怼回去。我告诉他，我是系学生会主席，不属于共青团系统，也不是校级学生干部。我有向系领导汇报工作的责任，但是没有责任向他汇报工作。他怏怏地合起本子，放下手中的钢笔。我顺势站起身，离开他的办公室。
转身，我就回到系里，找到系党总支书记，进到她的办公室，面对面将刚才的事情向她汇报了。事后，我又跟黄老师讲了。他们对我的表现都很满意。跟杨小澍联结起来的记忆就是这一桩。夜自习时，她时而来到我座位边请教一些学习问题，这还记得一些。
于兰祖，来自安徽农村的有三个孩子的妈妈学生。在上精读课时，她会猛不丁的发声提问题。听得出来，她的思路跟着老师讲课，紧紧地，冒出疑问却不设防，就这样提出来了。我们不讨厌，一则可以轻松气氛，二则她提出的问题往往也是我们的问题。在7班上课，老师们总是要防备我们这些学生出怪招。
第三排了：罗子丹，隋莉莉，陈健辉，符小琴，石茂祥。他们都是从六班转过来的。罗从北京来，京腔京调，却不是油腔滑调。有说法：京片子，津油子。六班有一位天津来的同学。果然，两人对话起来，就是那一说。一个纨绔，一个流俗，却都是俏皮话喷薄。
隋莉莉和陈健辉都来自青岛，前者妥妥的离群索居，不与人多语，甚至有躲人的印象。后者随和，个子高挑，肤色白净。有说法：一白增三俏。青岛女子多漂亮。青岛女子都漂亮。哪一句话在这里更合适呢？The former looks plain but kind.
符小琴，7班两位1959年出生的女同学之二。她家在合肥，军队首长的女儿。她和孙立群来往如同家人，撒娇纠缠。杨小澍知道自己在班里年龄最小，就处处检点，是个乖乖女。符小琴就仗着年龄最小，跟你来一套，是个娇娇女。晚自习时，她坐在你身边问这问那，按自己的计划做作业，预习复习，一个晚上全被她搅黄。我们班同学也去过她家。她家在省军区驻地，门口战士站双岗，有对讲机联络。听到转了几口的信息，她在意大利定居，身边有一个孩子。那孩子应该有自己的孩子了吧。
石茂祥，来自武汉武钢的职工，中共党员，来到7班后，从顾芝明手上接收班长位置。由于我是系学生会主席的缘故，系里安排我有一间办公室。我课余空间可以在那里读书学习。这位班长觉得我不支持他的班级工作。班委会开会，我本来就不便参加开会，可是我被需要和班干部一起开会。
第四排：王建新，从二班转来，来自淮北阜阳那里。他是中共党员。毕业以后，他回去建设家乡的教育事业。淮北地方出来的人开口讲话，听起来有点冲，其实人心都不错，耿直。那里应是中原地区，侠道热肠。我在上大学前，在淮北农村待了将近两年，22个月；在淮北煤矿5年半。我同淮北乡亲处朋友，挺合得来。他明白我有淮北生活经验，他看得懂我。他认为我有社会经验，不是只会读书不会读人的书呆子。据说，他在黄老师面前推荐过我出任系学生主席。我在78级学生闹事未酿事件中，处理校团委调查和及时向系党总支书记汇报等斡旋中，足以证明王建新确实看懂我。
靳庆军，来自蚌埠，出身军人家庭。他父亲在1955年开始推行军衔制时授予大校军阶，蚌埠省军分区的政委角色。他跟我坐过同桌。我们很投缘。毕业后，我分配到蚌埠安徽财贸学院，就在省军分区驻地隔壁。他父母对待我如同对待自己的子侄，过了个把月就叫我在周末上门吃饭。他妈妈在市妇联上班，应是领导干部。他们有三个儿子。靳庆军是老幺，也是有出息的儿子。
他进入律师行业后，从事中国公司去海外上市的法律包装工作。在法律界，从事公司法的法律业务最挣钱，而办理中国公司去海外上市更是最最挣钱。他就是北京的一家这样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他到多伦多来出差，一定会联络我。多晚，他都不管，让我去机场接了他，送他进市中心的酒店。不就是有时间讲讲话吗？我不住在市中心，有一次接送他以后，回家睡觉在2点钟。我太太说这个同学情分够意思了。天亮，我还得赶去多伦多市中心。那里有我自己的法律事务所，地点很厉害的，在Bay Street，相当于纽约的 Wall Street。
唐承贤，安徽农村出来，年龄小小，个头高高，眼光确实差。班里就是他跟靳庆军都是很深的近视眼。他曾经跟我同桌，晚自习时，会在教室底端，捧着书本来回走动，轻声念叨，背诵能力很强。他问你问题，你必须第一时间回答他，否则他会很不高兴。
司海力，从一班转过来的，来了后，从我手上接下学习委员位置。我作为系学生会主席确实不方便又是班里的干部。据说，调他来7班，因为他在1班跟一位女同学谈恋爱，而且有点高调。黄老师觉得不方便管理，就棒打鸳鸯。
那时候，大学里明文规定不准谈恋爱的。不过，那个年龄，那个环境，那种不近情理的管制也就是表面文章，触境生情者知趣行事就好。司海力有点不识时务。不过，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毕业后修成真果。祝福他们。他们应该儿孙绕膝了。
许企平，从七八级转来我们七七级7班的。那时候，教育管理是灵活的，不拘一格调度人材。不但有这个7班，而且低年级同学学有余力，还可以凭实力升级。他是上海知青，从安徽马鞍山出来的。有点调皮散漫，可能在七七级学习，他还是游刃有余。
顾芝明，淮南出来的同学，他的学风跟唐承贤差不多，往往在教室底端或讲台那一头，一边一个，两个人就这样走过来走过去，整个晚自习时间就是这样过的。
7班搭班时，他是班长；刘鸿英是副班长，管理生活；靳庆军是文娱委员；我是学习委员。在那次孙立群促成我回校访问中，他来了。他有了自己开办的语言学校，已不是班长，而是校长。
既然有其他班级的同学转进来，当然也有转出去的。房鸣转到二班，武国强转到六班，郑国川转到四班或是二班。沈庆芳转到一班。
给自己写一段
我在前面说过分配到安徽财贸学院后，隔壁省军分区的靳政委经常给电话给基础部，约我去他家吃饭。然而，当时的安徽财贸学院院长的太太也会一两个月跑到基础部来，让办事员带信给我，约我去他家吃饭。我是谁？好像有点神秘。靳政委是靳庆军的父亲。这一层道理明白。院长太太约我去吃饭。这是什么道理？原来，我有一位煤矿同事，也是上海知青，姓唐，他太太跟院长太太是同胞姐妹。唐天相是全名，他跟院长是连襟关系。所以，我到安徽财贸学院报到，睡同一间宿舍的好朋友特意关照姐姐姐夫要照顾好我。这也就明白了。
后来，我成了蒋祖康的副手，在院长家吃饭时，聊过我的发展。他计划在合适的时候，调整学院领导关系，将我调去教务处担任副处长。他要求我好好做准备。可惜，我不往心里去。我“第三梯队”都不想进，这个副处长并不吸引我。我一心一意回归上海。后来，我终于娶了上海老婆，又有上海出生的儿子。我去告别时，他拍着他家的桌子，指着我鼻子对我说，“小冯，放着康庄大道你不走，偏偏要走独木桥。”
1986年回到上海，在上海徐汇区业余大学教专业英语。1992年5月来到加拿大。那年，我四十二岁。三年后，家人团聚，开始过上像样的家庭生活。2013年，儿子成家，新婚燕尔，同他太太跑美国硅谷建立家庭，打拼事业。我四十二岁，从中国移民加拿大。他二十七岁从加拿大移民美国。The Father The Son。2020年10月，婚姻36年，我太太先乘黄鹤而去，我便空楼夕阳望苍穹。
既是无聊，也出于好奇心，我同 Microsoft Copilot 对话，看看我的加拿大生活在网络上有什么说法？
“冯志强是他的中文姓名，在加拿大的文件里是 JONATHAN FON。他是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士嘉堡社区的一位华裔社区人士和法律工作者。他在这个社区生活超过20年，在多伦多地区从事法律相关工作已有30多年。经济状况稳定。
“在2021年的多伦多市第22选区补选中，他是市议员候选人。
“他曾对各政党在对华政策表述上提出批评，主张应该避免将对华政策被解读为针对在加拿大的华人社群，显示出他一方面强调保守派常识价值观、另一方面也强调关注族裔社区感受，以期努力达成平衡的诉求。
“他在华人社区中被视为“保守派代表人物”之一，也认为他在保守议题上的表达“有边界感”，既强调常识价值观，又避免族群被标签化。
“冯志强（Jonathan Fon）除了是法律工作者与时政评论人，也涉足文学创作，尤其以散文形式表达对家庭、文化与身份的思考。《父亲的目光落在我的背上》，这篇散文是一篇深情回望父子关系的作品。文章通过自己的成长经历，探讨父亲在移民生活中的沉默付出与情感表达， 与朱自清《背影》的情感节奏相呼应。”
作者: 冯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