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中华通讯社记者荣、方正宏 作者：中国前医生
中国真正的封建时期是周朝，其社会制度为分封制。自秦统一中国后，国家进入了专制时代，并持续至今。统治形式从君主专制逐步演变为一党专制。无论是帝制时期的传统专制，还是现今的现代极权体制，都呈现出一个相似的结构性特征：统治者即使自身没有遭受苦难，仍常主动制造苦难，强加于百姓。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百姓能够真正安居乐业、远离动荡的时间仅有四百年左右，其余时期不是天灾就是人祸，且人祸远甚于天灾。这并非偶然，而是根植于中国政治权力逻辑、政治文化与统治机制的一种制度性结果。
以下从几个层面展开分析：
一、专制体制下制造苦难的动因
- 巩固权力的手段
专制政权最核心的关切是权力的稳固，而非人民的福祉。制造苦难，特别是有选择性地整肃和打击一部分群体，有助于：
制造恐惧氛围，使社会保持顺从。例如，少数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在网络上发表不合官方立场的言论，往往会遭到封杀甚至迫害。因此，“不要乱说话”成了许多普通百姓下意识的提醒。这种恐惧来源于切身经验，是专制统治有效的心理压迫方式。
挑动群众斗群众，打断民间的组织与信任基础，防止反对势力形成。通过人为划分阶级、制造对立，不仅达到了“分而治之”的效果，还能将统治者的失职和政策失败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转嫁到被打击的一方。
树立“敌人”形象，合理化统治的合法性，转移内部矛盾。对外鼓吹“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对内制造“资产阶级”“反右分子”等敌人，以便在群众中激起仇恨和斗争热情，借以统一思想、打压异议。
- 维持统治秩序的“仪式性暴力”
专制政权需要不断强化其存在感和主宰地位，而这种强化往往通过对社会的强制干预、频繁的政治运动来实现。这可称为“权力的仪式化展示”：
运动式治理如同统治者的“节日”，借此向社会展示其绝对权威。例如，反腐运动表面上打击贪官，实质上更多是用来清除异己，对体制内外起到震慑作用。真正的制度性反腐从未建立，而是依赖领导人意志主导的政治斗争。
通过不断“折腾”群众，使其在不确定中依赖政权。1949—1976年间，全国性大中型政治运动多达30余次，小型整肃更是难以统计，平均每1–2年就有一次政治性运动。如此频繁的运动，使百姓经历的痛苦成为政权巩固权威的工具。政权制造灾难，再通过“救世主”叙事自我美化，许多百姓在长期恐惧与洗脑中甚至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认为“没有它们，中国就乱了”。
- 统治者个人理想主义推动下的灾难政策
许多专制统治者并非单纯出于恶意，而是怀揣某种“伟大理想”推动政策。但在缺乏制衡与反馈机制的体制中，这些理想往往演变为灾难：
大跃进（1958–1961）——毛泽东提出“十五年赶英、二十年超美”的目标，试图快速实现工业化。理想虽宏大，实际却导致大规模虚报产量和政策失真，最终引发大饥荒，数千万百姓饿死。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试图提出质疑，却遭到打压和政治清算。
当前部分“千年大计”式工程——某些投资数万亿的大型新区项目，最终因规划失误、空置率高而沦为“鬼城”，给国家财政和地方发展造成巨大浪费。
二、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制造苦难”土壤
- 儒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遗产
中国传统文化经千年统治者的塑造与选择性继承，其内容早已趋向强化秩序与服从。儒家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本质上是为了巩固等级秩序和权力结构。
在这种文化环境中：
百姓被视为被治理的对象，而非具备独立权利的公民；
苦难被美化为“教化”“修身”的过程，催生出所谓“吃苦是福”的文化；
思维方式趋于服从与保守，不利于批判意识与民主意识成长。
- 《商君书》中的“愚民、弱民、贫民”思想
古代统治者常披着儒家的道德外衣，实则施行法家极权统治。商鞅在《商君书》中明确提出：
“民愚则易治”、“民弱则国强”、“民贫则可使”，即通过削弱百姓的智识、力量与财富，使其失去反抗能力，成为顺从的治理对象。
这种理念延续至今，例如现行教育与高考制度，名义上是“最公平”的选拔机制，实则大量压抑创造力、批判力，培养出大量“适应性强而独立性弱”的顺民型人口。知识不是用来质疑，而是用来应试与服从。
三、结语：制造苦难是一门统治“技术”
专制政权之所以不断制造苦难，是专制体制决定的必然，是权力运作的一种策略性安排。苦难是它们巩固统治、强化依赖、筛选顺民的工具。
在这种体制下，人民越是贫弱、恐惧、孤立，政权越是强大、稳定、无法撼动。
下一期预告：我们是幸运的，从80年到2019年，经历了约四十的大体和平安稳时期，也就是改革开放。有很多人说，有改革开放，才有今天的美好生活，要感恩它们。下一期我们谈一谈改革开放。到底是人民感恩它们，还是它们要感恩人民。
2025.5.14